中国模式的基础在于什么多选题,中国模式的基础在于什么多选题和答案_

作者简介

杨林，高考满分作文得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市场创造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其所提出的市场创造经济学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市场创造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成功的解释了英国工业革命之谜和中国奇迹。对此理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站内私信联系我。

序言 中国模式真的只是过渡吗？

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这种理论认为应该中国分解成像欧洲一样的很多小国，然后让这些小国之间进行互相竞争，从而实现共同进步。这种分裂国家的论调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其思想值得深思——欧洲小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的确是欧洲集体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否有办法让中国在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军事统一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之间造成激烈竞争，从而促进中国的整体性进步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过渡的，最终要让位于所谓欧美的经典市场经济的制度。中国自己的确可以自创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形态，这种模式不同于教科书上的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始终保持强大市场创造能力的新经济运行形态，更像欧美各国在崛起过程中出于军备竞赛的压力，而采取的“大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东欧、苏联都进行了经济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远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各国也都进行了各种改革，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东欧和苏联改革的失败，导致全球理论界一致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成功地搞市场经济改革。这种思潮在美国非常流行，所以在特朗普上台开启中美直接对抗之前，美国的主流理论认为中国一定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崩溃——国企的低效率，政治制度的僵化，高度管制的社会压抑人们的创新能力，死气沉沉的社会氛围一定会压垮中国。所以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一直没有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合格的竞争对手，而是把俄罗斯当成主要的对手。但是特朗普上台后，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韧性——不仅没有被美国打垮，反而在继续增长，对美国的反击也把美国打疼了。所以，国内和国外的理论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就做成了？

要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何能够成功，首先要比较东欧的改革为何不成功？全球特别是欧美学术界过去多年的研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的自我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是——改革的领导者就是被改革的对象，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各个部委不仅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改革措施的执行者，也是在改革中被触碰到核心利益的改革受损者。中央计划经济的各个中央部委，自己设计改革方案、执行改革方案，但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是把权力从中央各个部委手中夺走，还给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消灭掉以权力为信号的中央计划经济，也就会损害中央各个部委自身的利益，最后，改革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戛然而止，市场化的改革既然是从中央部委手中夺权，把权力交给市场，那么怎么可能指望中央部委自己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呢？中央计委、物资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等部委，是改革的当然领导者，但是改革就是改它们自己，而改革的政策要靠它们来制订，改革的效果要靠它们来评估，改革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手中依靠权力分配经济资源的制度，那么他们肯定不可能自己改革自己。所以，每次经济形势不好了，中央领导提出要改革，各部委就做调查、写报告、提改革的方案，在中央的要求下，这些部委的报告也会设计改革的措施，但都是虎头蛇尾，等到执行的时候，就肯定执行不下去，如果运气好，仅仅是改革无疾而终，如果运气不好，这种改革反而造成大量混乱——计划和执行的方向甚至完全相反，造成经济的严重混乱。

这种由于不认真推行改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就会被中央部委利用，作为阻挠改革的借口——各部委就写报告说，改革不能搞了，再搞下去经济就要崩溃了，改革成本巨大，甚至可能亡党亡国，于是改革就戛然而止、无疾而终，没有下文了。然后，过几年经济又不行了，就再进行一次这种“改革——混乱——停止改革——退回原样”的循环。这种理论认为改革之所以不成功，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推动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自己肯定不可能革自己的命，所以改革往往初期信心满满，中期气势不足，末期草草收场，流于形式，最后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原样。因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的推动者本身就是改革的受损者，这种身份决定了改革的命运一定是失败的。

中国是怎样突破这个瓶颈的呢？有一条简单的路。邓小平讲是“财政大包干”，或者说是分灶制。分灶吃饭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竞争性的、自谋发展、自负盈亏的地方政府体系。在纵向体制上，这个地方政府体系是受制于中央的，是一元化的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一个层级。但从横向来看，各个县、市、省，比如昆山和上海，互相之间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样一来，全国2000多个县、市、省，就变成了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对地方政府来说，交够中央的，留下都是自己的，因此就有推动本地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控股型的企业集团——宏观企业。

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一层，受上级政府任命和领导；另一方面它是企业家，是企业控股集团的董事会和总裁班子，它要组织本地的资源，规划本地的发展，履行诸如融资、投资、创业、招商、扶持企业增长、帮企业卖产品、征地、雇工等等职能。

中国的企业为何能扩展到全球。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复合竞争，一个大企业背后站着的是一系列的关联单位。现在讲企业竞争，华为跟谁竞争？华为是和思科竞争吗？华为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思科背后是美国，从来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前面是企业，后面是金融界，再后面是外交，再后面是军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成为相互竞争的经济主体，是中国把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这一过程造就了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同之处。西方没有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并肩作战，两个轮子，两个发动机，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保证中国的改革平稳、深入地向前推进，还在于每一次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处理这些困难的做法是和苏联、东欧不同的。一旦改革遭遇问题了，在东欧和苏联那里，就是赶快废除改革，改革草草收场、无疾而终。而在中国则是调整改革策略，调整改革方式方法，继续改革。在中国这里，遇到困难之后不是废除改革，而是换个其他方法继续进行改革。

为何会这样呢？这个主张继续改革的话语来自何方呢？查一查历次有关改革的辩论，就会发现这种话语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在东欧和苏联，中央领导人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但是领导改革的各部委不支持。而苏联和东欧作为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经济的权力在中央各部委手中，而不在地方政府手中。但是中国和东欧苏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手中有很强的经济权力，中国真正实现了经济权力的下放，每个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国有企业、有自己的财政系统、有自己的招商引资战略、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包括风险投资）推动策略、有自己的发展计划。中国不同的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不同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是真正的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主体。或者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经济权力在地方政府手中，而苏联东欧的经济权利主要在中央各部委手中，中国更像是一种分散竞争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苏联东欧更像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调和中央政府和市场的矛盾，说服中央政府支持改革，说服市场支持国家政策——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改革往往是底层革命、底层创新——基层政府把改革过程中发明的创新性手段介绍给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再选择一些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再进行全国性的推广。苏联和东欧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中央领导人产生一个改革的想法，然后让中央各个部委去执行，然后整个计划经济管理体系反对改革，该项改革无法落实，最后草草收场！在苏联和东欧改革的过程中，中央领导人和各个部委并不是一条心，中央领导人想通过改革把一部分部委的权力释放给遵循价格信号的市场，实际上是损害部委利益的夺权行为，部委的人肯定反对，中央领导的改革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

而中国，可以做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条心，在人事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人事上不断轮换。中央官员派到地方“学习锻炼”，地方官员调往中央“熟悉工作”，甚至很多官员反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调来调去，数个来回，结果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中央的官员还是地方的官员？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官员的基层工作经验，在选拔官员时非常注重地方工作经验。由于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频繁互调，就打破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的藩篱，让中国的官员有了超越本部门利益的宏大视野和宽阔胸襟，有时为了改革甚至主动牺牲本部门利益，靠“自杀”的方式完成了改革。

中国官员之间互相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平等交流，因此拓宽了中国的政治空间，推动中国的改革在危机中前进，遇到困难不是后退，而是休息一下，换个方式继续往前走。这种官员不局限于本部门利益的宏大胸襟是高度固化的苏联、东欧官员体系所没有的！苏联和东欧的官员强调专家治国，就是要各个官员长期在本部门工作，熟练和熟悉本部门的业务、工作，让官员成为本职工作的专家。但是这种没有交流、调动的专家治国，虽然有利于官员熟悉和擅长本部门的工作，但是也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部门利益。

事实上中国和苏联、东欧走上了不同的改革道路，中国模式可以理解为政治集权、军事集权、经济分权，而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可以理解为军事分权、政治分权、经济集权。苏联和东欧为了防止来自美国的“斩首行动”，所以把军队的指挥权下放到地方，把相当部分的政治权力也下放到地方。保证本国首都在受到外敌摧毁的情况下，本国的中央国防系统在受到外敌破坏的情况下，在遭遇“斩首行动”的情况下，各地的武装力量依然可以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之下和敌人进行斗争。为了防止受到“斩首行动”的破坏，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相当部分军事指挥权和政治权力被下放到了各个地方以及不同的加盟共和国，这就使得东欧和苏联非常容易发生国家的分裂和地方的独立。因为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加盟共和国拥有相当程度的军事指挥权，这就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为了对冲军事分权、政治分权所带来的中央权威性的不足，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苏联和东欧地区普遍采取了经济集权的方式，即把财政、国有企业、经济系统运行调度的大部分权力收归到中央各部委。这就意味着苏联和东欧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互相竞争的经济格局。

相反中国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为了防止地方独立，所以就把军事指挥权和相当大的政治权力收归中央。但是出于平衡的考虑，把大部分的经济权力向下进行了释放，把相当部分的经济权力释放到了地方，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远大于苏联、东欧国家地方政府的高度独立的经济权力。中国经济权力下放的原因是为了增强经济活力，而把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收归中央主要是为了防止国家解体。苏联和东欧的模式更有利于实战，防止首都在受到摧毁、国家国防中枢系统被破坏后，军队能够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在军事权力、政治权力下放之后，苏联、东欧只能通过经济集权来维护中央权威，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成功了。

中国改革成功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中，多了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由此产生了一个此前在经济学和西方市场经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内容，我称之为三元经济结构。

政府和企业（市场），是传统市场经济的“两元”，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这“两元”是对立的——政府管多了，企业自主权小了，市场化程度就低了，经济体系的内生性活力就减少了，久而久之，经济必然僵化。政府管少了，企业自主权高了，市场化程度就高了，就能激发企业家的内生性活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久而久之，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在西方过去200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钟摆——因为市场有它创造性的力量，也有它破坏性的力量，市场主导经济久了，就容易积累破坏性力量，造成金融危机，就来了罗斯福新政、希特勒新政这些强政府的方式来挽救金融危机。政府、国家的力量就大力介入，但是如果国家管得太死，经济容易僵化，就出现经济增长放缓，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的力量。此时，撒切尔、里根这样的人就出来了，来扩大市场自主权，放弃管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又出大问题，比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市场的破坏性力量又在积累之后释放。接着又是新一轮国家力量的加强——奥巴马挽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为市场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并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对美国的金融企业和其他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革。相信，未来，美国又要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反正欧美国家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打转，市场久了，就回归政府，政府管久了，就改革，回归市场。

这种在“市场——政府”之间转圈圈的摆钟模式，构成了欧美在最近一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但是这种钟摆的理论基础——政府派的凯恩斯主义，市场派的新自由主义，都忽略了市场创造的问题，而是假定市场是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免费的、是天然存在的。这是摆钟模式最大的缺陷。

中国模式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加上了一个宏观企业——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传统的故事有很大不同了。地方政府，作为宏观企业，事实上起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粘合剂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事实上承担了很多市场创造者的角色。虽然国外政府也在进行招商引资，比如美国招商引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建厂、招引富士康在美国投资建厂等。但是美国的招商引资和中国的招商引资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深度，远超现在的欧美（注意，只是远超现在的欧美，历史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欧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深度在军备竞赛的压力下，是非常深入的）。中国的制度创新走到今天，土地、国有企业、财政、货币发行、汇率稳定、产业政策（包括风险投资）、招商引资各项制度整体加起来，可以说中国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体系的市场机制。

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因此价格在经济运行中居于重要地位，政府要想调控经济也必须从价格入手，因此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都是间接调控而非直接调控。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必须依赖更具有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来落实中央政府的意图，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因为全国各个角落的经济信息极为分散，中央政府不可能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来支撑微观经济调节，因此只能依靠更了解当地实际情况，掌握更多、更细致信息的地方政府来进行微观经济管理。这就使得中国不可能出现中央集权式的中央计划者经济——市场经济天然具有信息的分散性，只有地方政府才可能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进行决策，中央政府不具有这种信息优势。所以市场经济本身的信息分散性，就意味着必须把经济管理权下放，为地方政府执行经济管理创造了合理性。

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执行微观的经济管理活动，就把中央政府从庞杂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责中解放了出来，能够让中央政府腾出手来专注于制定国家未来的长期发展规划。使中央政府从当年计划经济下微观地管经济，集中地管经济——管到忙死，但是效果不好，因为缺乏足够多的信息，从基层到中央，信息传导速度很慢，很多信息遗漏。变成宏观地管经济，而把微观经济管理的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自己解放双手，更加专注于研究如何投资于未来，如何在未来创造市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制定长期的未来的发展计划，制定类似五年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百年规划等长远发展计划，即“长期国家发展规划”，这种立足于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欧美国家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需求管理截然不同！欧美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都是短期的经济调控，主要是短期的需求管理，立足于减少通货膨胀、调节失业率、控制货币发行量等短期目标。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却可以进行长期的发展规划，立足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目标来制定创造市场的计划。或者说，中国的调节是长期的市场创造，欧美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是短期需求管理。

我国特殊的三元结构，使得经济运行出现了三个特点。

首先，中国的投资率，长期来看显著地高于全世界其他国家。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现象，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是经济过热，并认为一定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由于凯恩斯主义要求“削峰填谷”，要求反周期的调节，所以主流西方经济学常常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甚至建议中国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治理经济过热。这种观点很明显是没有理解中国特殊的“三元化”的经济结构！中国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企业分散性的投资建设中提供了一个集中性的、起始性的投资。这些初始性的投资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包括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投资，这些投资很多地方政府投的。地方政府进行这些配套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为招引的企业创造投资机会、降低投资成本。而国外没有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所以使得中国的投资率、整体投资水平高于外国。使得在同等规模的创业行为中，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其实际投资规模远低于外国，而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外国。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进行投资，企业不需要自己出钱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投资，使得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可以省下大量的投资成本！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和企业的投资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和配套，使得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企业其投资回报率普遍高于外国！此时，就会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私人资本在中国进行投资，以分享地方政府大量投资所形成的市场创造红利。所以，正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收益，所以使得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外国，这绝不是一种经济过热！而是中国地方政府市场创造红利的释放。

其次，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实际中间成本可能远小于外国，地方政府充当了国外中介机构、NGO非政府组织、金融机构、律师、政治游说公司、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作用，大大节约了外资在中国投资的交易成本！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上下打点——先要给政党政治现金、竞选资金资助，进行政治游说，然后买通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在媒体上呼吁，为本企业的投资制造舆论，接着通过中介机构、咨询公司、律师、金融机构等机构来落实投资和融资，中间还需要给环保NGO、人权NGO、工会等机构给钱，如果不给，这些NGO就搞破坏，让企业的投资无法完成。这些机构，雁过拔毛，每个机构收一些钱，加总起来就是非常大的一笔成本。根据世贸组织的研究，这种“中间成本”要占到投资总成本的60%左右。

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实际成本，比如进行政治游说的政治捐款，美国的大型企业每年政治游说的成本往往高达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比如美国波音公司每年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就高达10亿美元以上。各个政党进行竞选都需要资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就狠狠地宰割这些企业，在这帮政客眼中，企业就是为选举经费买单的“小肥羊”，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实际运行成本！

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帮助投资者创业、帮助企业理顺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企业的投资、创业者的创业提供了重要的中介服务，更重要的是这种“保姆式”的服务是免费的。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企业的投资和创业者的创业提供了“保姆式”的服务——全方位的帮助解决企业的各种困难，从征地到建厂房，从融资到处理和社会方方面面利益群体的关系，从寻找原材料、购买生产设备，到销售产品、打开市场销路。这些中介服务、咨询服务全部由地方政府提供，其服务质量未必比私营企业的服务机构差，甚至服务质量远高于这些服务机构。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拥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服务的速度、效率绝对是快于中介机构的。

最后，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腐败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议，让政府成为“守夜人”——把中国这2000多个地方政府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地方政府不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就像现在国外的地方政府一样，只管一般的公共服务，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是会更勤奋呢，还是更懒惰呢？会更腐败呢，还是更廉洁呢？我想答案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我相信会变得更懒惰和更腐败！东欧、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了改革，政府在民主化改革后变成了小政府，地方政府不介入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仅仅充当防火防盗的“守夜人”。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务员远比中国的公务员更腐败、更懒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要获得一个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系统。而这个监督体系是昂贵的，并且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设备。落后国家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建立这样的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并获得形成这种监督力量的大量高科技设备——需要追踪腐败人员的银行账户，对腐败人员的行为轨迹和大量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控，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并且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设备（包括卫星定位系统，和覆盖全国的人脸识别系统）。落后国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和财富不可能建立这样完善的而昂贵的监督体系。所以要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增加全社会的财富，等到全社会的财富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够拿出非常多的资金来购买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并且组建一支专业化的监管团队，对公务员进行监管，最终解决腐败的问题，获得一个廉洁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之中，要实现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实现市场持续不断的创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制度本身、宪政体制本身并不意味着一个廉洁而高效的政府，这是大量国家实践的结果。如果按照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让中国的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那么中国创造市场的能力和创造市场的速度都将会受到巨大的削弱，经济会出现持续的衰退。此时不仅无法建立起更加高效的监督体系，甚至连现在运行的监督体系也无法维持，腐败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只有维持持续的市场，创造不断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才能够从这个不断增加的财富中，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建立一整套成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最终获得一个廉洁的政府、解决腐败问题。

我目前的观察是，目前中国这个三元化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只要中国经济还要发展，只要发展还是硬道理，这个三元化的市场经济就还有它蓬勃的生命力。毋庸讳言，这个体制目前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挑战？是在肯定自己成绩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方案？还是倒过来另起炉灶，搞一个所谓标准的“法治”、“小政府”市场经济？

国内经济学界现在有很大部分人认为，中国还是要学习西方，我们今天这个制度是过渡型的，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绝不是中国的未来，中国要长期发展，就要转型到一个“法治”、“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力量退出经济体系，并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法治体系，靠法律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力量来调节经济活动，形成“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格局，最终实现“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果。这种“法治”市场经济论、“小政府”市场经济论、“小政府、大市场”当然市场经济论，基本上属于误国、误民、误自己！因为我们如果去反观整个西方国家崛起的历程，绝对不是“小政府、大市场”的过程而是“大政府、大市场”的格局。

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是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帮助英国的企业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高度稳定、不断成长的全球市场，而且是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帮助推动英国国家的经济战略。而德国之所以要发动2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英国的殖民体系不愿意向德国提供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而德国必须靠打掉英国和法国，来获得英法殖民地的广大原材料供应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个过程之中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甚至都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典型的“大政府、大市场”的格局。而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军备竞赛压力的消失，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把自己变成了小政府的体制。最终不仅没有实现“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果，反而变成了“小政府、小市场”，整个西方国家的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坍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时候，西方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是70%，而到了2020年西方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40%多，几乎下降为原来的一半，这能够叫做是一种成功的改革吗？而且我们看到欧美国家现在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惊人扩大，房价、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年轻人生活困难，生育率持续降低。由于缺乏劳动力，就必须大量从外国引入移民，而这些移民生育率高于欧美的本国居民，使得欧美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不可逆的严重的、腾笼换鸟式的结构变化，欧洲的伊斯兰化和美国的拉美化不可避免。而这个结构变化非常有可能让欧美在不久的未来发生一次欧美版本的安史之乱，就像历史上罗马的日耳曼雇佣军打掉罗马政府一样，重演日曼雇佣军和罗马政府之间的故事，这是严重的巨大风险！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繁荣，而不是亡国灭种。如果经济增长最终的归宿是亡国灭种，那么就要认真的思考一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是正确的？

而且根据这些主流的观点，所谓“法治”、“小政府”的市场经济就是地方政府卷铺盖走人，中央政府不要再管这么多的经济活动，只要管好短期的需求管理就行了，削峰填谷，熨平经济波动，一个财政政策，一个货币政策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产业政策（包括风险投资），什么招商引资，什么国有企业。而且最好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这样建立起完善的私有产权体系，就能够实现“法治”和“小政府”的市场经济了。这不就是今天的欧美吗？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让中国像欧美一样持续的走向衰退和停滞吗？

实际上，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过渡的权宜之计，最终要让位于欧美现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也没有任何理论或者经验表明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比欧美现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更坏。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风雨、民国期间的飘摇、建国后艰辛的探索，在经历了无数的试错之后，有幸形成现有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这是历史的馈赠，是大量错误堆积出的正确道路。正处在它形成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大家应该有这个耐心给它成长和试验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照搬某一本书上的现成理论，而是无数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领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但他只有一句“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没有设计今天这个制度，他只是打开了一个试验的空间，让无数的地方政府、政治家、企业家、社会热心人士作为经济主体，来参与搭建的制度创新。这是十几亿人的伟大探索，历经几十年，跌跌撞撞才走到今天，这个路还没有走完，还在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创新和创造。这种伟大的实践岂能被在做题中培养出来、毫无实践经验的黑板经济学家否定？如果真能如此，实在是侮辱我们民族的智商！

我们要给愿意干事业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社会热心人士多一些掌声、多一些空间、多一些容错和试错的机会，路是人走出来的，正确的理论也是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让人走路，不让人试错，哪里会有理论创新？难道靠天才的灵机一动，或者依靠教科书上的理论，就能够设计出正确的道路吗？我党的历史上，王明、博古、李德等一大批照搬书本理论的领导人，按照书本上的理论来领导中国的革命，几乎葬送了革命的前途。1979年之后很多改革的措施，其实背后有很多想干事创业的官员、企业家、社会热心人士的实验，他们居功至伟。当年凤阳县的包产到户改革，如果没有县长、县委书记默许式的支持，没有乡镇党委书记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搞起来。包产到户是一次试验，也是试错的过程，如果失败了，那就凤阳县自己承担后果，如果成功了，这项经验就可以推广到全国，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很多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能想到的各种招数都是试验了一遍，就是为了推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几乎实验完了能找到的所有理论。中国的地方政府如同一个大的试验场，把各种理论拿到实践中检验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在这个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经验难道不值得获十个诺贝尔奖吗？我们很多学者说风凉话，每次都说中国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中国人不懂经济之类的云云。但是我觉得把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在中国伟大实验中探索的官员、政治家、企业家、社会热心人士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过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是英国崛起的30倍，是美国崛起的10倍，不仅将会重塑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还会决定无数国家的命运，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大势的起点难道不是中国经济的试验场吗？

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改革以来走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建构性演进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不是天才设计的，也不是照抄西方的，而是在一场社会化大实践、大试验中产生的，是大量在现实中取得成功的经验的总结——地方政府进行大量尝试，有成有败，把这些底层创新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后，再进行试点，在大规模试点进一步总结经验之后，再进行全国范围的推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创造出一个竞争、学习、比赛、创新的大试验场，让无数人在里面试验自己的想法，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有成有败，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在无数的试错、反思、提炼、总结之后，形成了中国道路。

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人类智慧的水平终究是有限的，甚至还不足以理解一个庞大社会制度运行的秘密。因此，不可能有天才能设计出一个制度，能保证这个制度能适应于一个民族的今天和明天，能保证这个国家的持久繁荣。因此中央计划经济一定是一条死路，因为中央计划者也是智慧有限的人类，因此不可能有任何中央计划者有这样的能力和智慧去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所有依据某个理论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注定失败的，于是有了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但是如果这种制度不是人设计的呢？如果这个制度是无数人在实践的成成败败之中总结出来的呢？如果这个制度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演进、变化、创新和进化的过程之中的呢？如果这个制度来自这个民族自身的、拥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有广泛参与的、有深刻总结的、来自底层创新的、有大量经验积累的社会实践呢？这样一个依靠底层创新、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怎么样呢？我想即便挑剔的哈耶克，也必须得要承认，这个制度几乎是无懈可击的。这个近乎于完美的制度，就是中国的制度，我更喜欢把中国的制度成为建设性的演进！无数人在这个试验之中失败，无数人在这个试验中成功，无数人在试验中从社会的最底层崛起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无数人在试验中从社会的高处直接断崖式跌入谷底，在无数人的成功和失败之后，总结出了中国现在的道路。

希望我们民族和国家对中国现行的制度有信心，珍惜无数先辈用试错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的道路。千万不要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把这个建构演化的过程给打断了。毕竟包括休克疗法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因此也不能指望中国自己成为第一个先例。拉美、东欧、非洲、南亚发展停滞的教训，甚至欧美发达国家深度衰退的教训，已经证明，主流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是建立在只有火星上才能满足的严格假设基础之上的，在地球的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建设性演进的过程之中，为什么不去珍惜它呢？希望中国这个建设性演化的、有广泛参与的、有深远历史传承的、创造自己特色制度的中国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为全球性的制度多样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